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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2月16日
乡村文化的片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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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有黑白电影、书、广播，有许多有意思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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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初中的同学，刚上完初中二年级，他突然退学了。不久，走在化完雪稀泥烂糊的大街上，缩着双肩，我在乡场镇的文化站看到他，站在有一排图书的简易书架前，隔着木板窗前。一问，才知道他被乡里收为文化专干。在我的概念中，在这里就是他已经有了在乡里的工作。我羡慕不已。从此后，我可以在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荣耀地走进他的房间，在里面看看书，玩一玩。他在里面应付着每一个从窗口伸进来的面孔，而且大多是年轻的小伙子或者姑娘，他们来借书，有的拿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的拿走小人书＜三国演义＞。还有一些发黄的书，＜静静的顿河＞，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更多的记不得名字。我听得到他们讨论的声音，提到书的作者，苏联的、中国的，好有名之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将来写出一本书，也放在某个书架上，让人翻阅，让人看到我的名字。这些书，或多或少我去翻过，哪怕只是从书架上拿下来，不到两分钟又放回去。这天我在他的座位前看到一个小煤炉，里面燃着的煤块发着红光，暖洋洋的，旁边的小凳上放着一本书，也被炉光照亮，让人内心陡增一丝温暖。常被忽略的文化站，那棕灰陈旧的木板房，阴暗的黑色瓦片屋顶，阳光照耀的厨窗或者潮湿雨季时厨窗前众多胶鞋停留留下的稀泥，很长的时间对我充满着诱惑，这里使贫穷偏僻的家乡小乡镇有了一份淡淡的却是让人回味良久的香味，这香味至今还留在我的鼻孔前。我想，这就是文化的香味，对我，这香味意味着理想、伴着童年奢侈的梦想。
他曾经是家乡小镇上光芒四射的人物，他在我们心中简直就是今天年青人心中的姜文或者浦存西，他与乡政府院坝里的白色银幕、与银幕上的＜地道战＞、与写着片号的银白色片盒、与装着电影放映工具的银白色箱子是一样的，具有新鲜而神圣的气息。他走路在街上，总会有人跟他招呼并询问最近会放什么电影，他的头是昂着的，我们这些小孩问他，他几乎不会理。但是我们并不气馁，放完一场电影第二天遇见他，照例会问下一次是什么时候，虽然他照例不会理，或者最多说一句：小娃娃操什么淡心。他有男性中少有的女声。家乡的人说，男人女声命好，我觉得真是那样。
记得看过他放映的＜阿诗玛＞。那天下午，我们早早地带着小凳子守在乡政府的院坝上，天一直不黑下去，我们在白色银幕的垃绳下掏“地滚牛”（一种在尘土中生活的小虫子），担头，黄昏的光线照着，银幕还是那么白。好不容易挨到场镇上的人们和周围的农户三三两两到来，又好不容易看见他从乡政府伙食团的门口抹着闪着油光的嘴出来，好不容易听见后院的发动机响起来，好不容易，放映机把一束激动人心的白光投射到银幕上，然后，一切才安静下来，耳边才经久地响起胶片穿过放映机那有节奏的快乐的声音……有好几年，银幕上的黑白影像、电影放映场清晰的胶片转动声、隐约的发动机让我回味不已。
晚上，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阿诗玛的歌声、爱情，启迪了我身体中那股正在发育的热流。我整晚幻想云南，甚至第二天还问母亲到云南有多远。虽然没有人在意我为什么这样问，但我仍然坚持这样的幻想，希望有一天也到云南。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班上的女生，并渴望给她们中的某一位写信。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学习努力了，各方面都力争最好。几年过去，那个女生也许已经嫁人、带了孩子、在某个山坡上的瓦房里推磨喂猪，我也淡忘了她，但那股力量依然在，并让我一直持续到上大学、谈恋爱……这一切，都与他带来的夜晚有关，与他放映的活动的小人有关，他和他的工作几乎是我幻想的源泉。
我上初中前，在村里的小学念书。那里最渴望作的事情是有机会到乡场上去。小学五年级时，参加中心小学的一次演讲，走五里山路翻过响塘垭，陡地会看到密集的小镇房屋，特别是供销社的一大排白房子，格外耀眼。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房子，感觉恍若天堂就在山垭下的平地上，快速向山下奔跑，恨不能马上跑完下山的五里路到达那里。好的是被老师招呼住了才慢下来随队。那一次糊里糊涂在镇小学讲演完了，糊里糊涂走完小镇压的街道，直到上初中，又才真正领略它。说是领略它，其实有另一层涵义，除了熟悉街道边居民的木板房、小的包子店、幽暗的理发店、乡粮站的坝子、绕过场镇的矿石公路，还发现了小镇边的小山尖大木籽树上的高音喇叭。
我懂事起，村社农户的家的有线广播差不多还在用，但农户家的广播声音很小，隐约记得毛泽东逝世时我听过，大人们都在田地边哭泣，然后参加什么掉念集会都不记得了――好象在雨中在母亲背上参加？除了雨中、背上，是否是集会，真的模糊。上了初中，第一天过山垭，听到乡镇上传来喇叭声，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支歌。那声音好大好大，我好新鲜。早上的阳光照着山下的整个平坝、庄稼和集镇，我们迈着快乐的步子下山，就要走到那个声音的源地去。差不多每天早晨，都会在我们翻过山头时，听到这首歌，听到很大的好听的声音。也许还放过其他的，但因我的童年除了受这无意的音乐熏陶外，我没有对声音的特别敏感，所以一直记不起还有其他什么歌曲。这也够了，只要上学，路上就有音乐的陪伴，那下山的五公里真是快乐的五公里，伴我走过初中三年。
其间，我当然搞清楚了喇叭的位置，搞清楚了声音源于乡政府二楼的广播室，源于广播员谭达宣。他是个农民，但他与那位初中同学的父母一样精明，所以他成了乡里的广播员。差不多我们到达镇上时，广播也结束了。偶尔，他会在广播结束前出一个通知，用他粗壮的男中音。总是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在乡政府门前遇见他放完广播出来回家。有几次学校开大会，有乡里的负责人参加，也会出现他的身影：他把话筒摆上主席台，他会在会前放一段进行曲或者其他歌曲。主席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的，但他可以在上面自由出入。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是很少几个我羡慕的人之一。
我想，我知道音乐这个词，是从这里开始的。初中课堂上老师教过唱歌，但那是粗放的任务似的学科，老师常常也黄着调子，并没有给我深刻的记忆和影响，听喇叭，倒像一股茶香，把乡村文化的贫瘠和因贫瘠而显的珍贵缓缓地注入了我体内。
一晃初中毕业，我上了大学，然后工作、恋爱，写作、创业，我提到的这三个人也好多年不见，不知他们的踪迹，直到前年回老家。
文化站的同学没干了，他的手伸给我的时候说：文化站早垮了养不活人，大家都有电视，你多好啊，铁饭碗。他的脸已经变成一张沧桑劳累的脸，手成为一双石头般粗糙的手。我猜想他经历过什么、做过多少粗重的活，他已不再是我心中的那个幻想了。时代前进，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新的内容，市场经济的潮流已经让这里的人们把拥有电视和水泥小洋房作为生活的某个目标，谁还阅读图书呢？以前对乡镇文化站的重视到文化站的名存实忘几乎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而一个人，会在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中完成他无法预知的人生。
而电影放映员是我偶然在街上遇到的，我差不多没有认出他，因为他脸上的那层美妙的光环消失了，他的表情和目光平淡而现实，一直向后梳着的光滑的头发现在是凌乱地搭在额头上。他正认真地收拾着门市前的五金百货物。父亲说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广东打工，但偷抢被抓，现在还在笼子里，女儿嫁出去又得尿毒症男方不要的现在娘家里等着他筹钱换肾――２０万差不多是筹不了的。他终于看到我并认出我，停下来与我找招呼，这听出他的声音了：男性中少有的女声，也许是因为与我不是太熟悉，他又低头忙活自己的去了。
我从广播员的房子前经过时，看到一个人在坝子上悠闲地坐着养神，认出了他。我打量他的房子，贴着瓷砖的砖房。父亲告诉我，现在乡里用上了有线电视，他还是乡里广播电视站的站长，收入不薄，条件也不错。以前傍着的书记早到县里作某局的副局长了，乡里现在的领导还认面子，让他摊上了这肥活儿。现在的电视都能收二十多个频道，连前些年火爆过的录像厅都倒闭了。
回到家，童年，那些黑白电影、书、广播，仿佛因为这几个人的变化而更加记忆犹新。文化乡村，在这三个人的身上留下了黑白电影一般的影子，更多年过去，也许还会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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